1928年3月，任弼时被捕，敌人派兵将他押往安庆。船上，许多旅客上前围观。任弼时忽地瞥见人群中有一个人很面熟，他正准备打招呼，突然想了想，不能这样冒失。
这人叫彭佑亭，是任弼时湖南老家的同乡，以前还在任弼时读中学的地方做过校工，后来改行做蚕丝生意四处跑。更巧合的是，这人还算得上是任弼时的远房亲戚。
彭佑亭一看到任弼时，脑子一热，条件反射般地就要张嘴喊出他的本名“任培——”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任弼时立马朝他微微摇了摇头，使了一个极具深意的眼色，硬生生把彭佑亭到了嘴边的话给憋了回去。
几个押解的士兵凶神恶煞地走过来赶人，嫌围观群众看热闹。任弼时顺势借题发挥，他突然灵机一动，装着满脸委屈的样子，操起一口浓重的湖南汨罗话大声吆喝：“哪个是共产党囚犯？是你们不讲理乱抓人！我叫胡少甫，是长沙伟伦纸庄的朝奉，我到南陵县是给我姑妈送钱的。你们凭啥把我当共产党抓了……”
彭佑亭也是个在江湖上跑生意的聪明人，旁人还没听懂这串湖南方言，他心里顿时犹如明镜一般：老乡这是落难了，在给自己递话呢！趁着押解士兵去旁边溜达的空档，彭佑亭悄悄靠过去搭茬。任弼时没有半句废话，直接问有没有纸笔。拿到彭佑亭塞过来的记账铅笔和纸后，他借口要上厕所，趁着绳子被暂时解开的几分钟，飞速写下了一封交代自己假口供的密信。彭佑亭拿到信后，连夜狂奔回长沙报信。
回头去琢磨这件事，一个人在双手被绑、随时可能掉脑袋的情况下，还能在几秒钟内完成认出熟人、制止暴露、编造身世、传递情报这一整套操作。这种大脑在极限高压下的运转速度和定力，绝对让人叹为观止。
说到这里，必须提一提任弼时背后的那个伟大的女人，他的妻子陈琮英。陈琮英从小被送到任家当童养媳，为了供任弼时上学，她去织袜作坊干了整整12年苦力。后来彭佑亭把求救信送到长沙，陈琮英接到消息，连犹豫都没犹豫，抱着还在襁褓中的小女儿，连夜往长沙赶。客车票卖光了，她就直接抱着孩子爬上了一列运煤的火车。在法庭内外毫无破绽的配合下，敌人最终只能以“证据不足”将任弼时保释。遗憾的是，那个跟着母亲一路奔波的小女儿，却因为在路途中感染了肺炎而夭折。这对夫妻为了信仰，付出的代价实在太沉重了。
任弼时这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心理素质是天生的吗？回到他17岁那年。1921年，青年任弼时满怀救国抱负前往苏俄留学。在过伊曼河的时候，正好赶上海参崴爆发鼠疫，白匪军和日本人设卡严查，挨个量体温。
当时任弼时偏偏有些感冒发烧，体温偏高。一旦被查出异常，就会被当做鼠疫患者扣留。被关进拘禁室后，他脑瓜子一转，偷偷玩了个花招：在腋下夹体温计时，故意把体温计的水银部分露在外面。结果可想而知，体温显示“正常”，敌人查不出毛病，只好乖乖放人。
等到了1929年，任弼时在上海再次遭遇险境。那天上海下着阴冷的冬雨，他去公共租界的竞业里参加秘密会议。到了接头地点门口，他察觉到院子里安静得反常。直觉告诉他出事了，他一边紧裹大衣，一边毫不犹豫地把记有绝密信息的纸条塞进嘴里生生吞下。
果不其然，门一开，几个巡捕扑上来就把他抓了。在被强行推上警车的瞬间，他又施展了惊人的智慧——假装脚底打滑摔倒，趁乱把一只鞋子蹬脱在门口，以此给后面来开会的同志留下无声的警报。在巡捕房里，他遭受了惨无人道的电刑，后背被烙出两个拳头大小的焦痕。回到牢房，他拖着重伤的身体叮嘱战友：“我们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，要经得住考验，随时准备用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。”出狱那天，他瘦得几乎脱相，妻子心疼得大哭，他却笑着安慰说，在牢里已经休息够了，现在立刻就要去工作。
很多人管任弼时叫“党的骆驼”。长征时期，他三过草地，遭受的身体折磨令人窒息。第一次过草地，夜里急行军，他的右脚掌硬生生被反动派布下的长竹签穿透。为了防止感染，战友们只能把纱布剪成长条，沾着水穿过他脚上的伤洞，来回拉扯清除里面的化脓烂肉。第二次过草地，他染上重度伤寒昏迷，战友们误以为他已经牺牲，把他安置在山洞里。他苏醒后，硬是靠着求生本能，在地上爬了几个小时去找水喝，最后被当地老乡救活。
他的妻子陈琮英同样是个狠角色，挺着大肚子爬雪山，生下拉着马尾巴过草地。没吃的，朱德老总就亲手做鱼竿去水坑里钓小鱼给陈琮英熬汤催奶。他们这两口子，真的就是用最顽强的生命力，在死神面前反复横跳，硬生生趟出了一条路。
1950年，由于长期带病高负荷工作，积劳成疾的任弼时突发脑血管破裂在北京逝世，年仅46岁。老天爷没有给他太长的寿命，但他把自己生命里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压榨到了极致。毛主席亲自为他扶棺，周总理在葬礼上更是嚎啕大哭。他生前有著名的“三怕”：一怕工作少，二怕麻烦人，三怕用钱多。他盖的被子还是长征时的战利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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